對于大灣區而言，創新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詞。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創新是大灣區本身就具有的一大特征，在大灣區這樣一個有著創新基礎的地方，把創新作為發展的重要愿景、用好人才等生產要素，這是國家發展的需要。

　　在日前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當中，“創新”成為被提及最多的幾個詞之一。在隨后于2月21日舉行的宣講會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的重點工作包括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動青年創新創業以及充分用好香港的國際聯系和國際網絡，向海外推廣粵港澳大灣區，吸引資金和人才落戶大灣區等等。

　　對于大灣區而言，創新成為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詞。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創新是大灣區本身就具有的一大特征，在大灣區這樣一個有著創新基礎的地方，把創新作為發展的重要愿景、用好人才等生產要素，這是國家發展的需要。

　　郭萬達坦言，與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一流灣區相比，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在科研成果轉化、創新激勵機制以及人才引入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但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空間所在。他表示，要形成一個國際化的大灣區，灣區還需要在建設國際化載體、構建與國際化接軌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制化的營商環境等多方面發力。

　　灣區創新 應勢而為

　　在《綱要》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是，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為何對粵港澳大灣區會如此定位?郭萬達認為，這主要基于三個因素：國家發展的需要、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身擁有創新的基礎。

　　郭萬達指出，中國發展到了一個需要高質量發展、需要依靠創新驅動和需要更加對外開放的新時代，規劃粵港澳大灣區也正是基于此背景。

　　“從外部來講，現在全世界都進入一個科技創新、科技革命的重要時期，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多個領域都有重大突破。如何趕上科技創新的潮流?利用好灣區是很重要的一點。”郭萬達表示，大灣區本身具備創新的基礎，粵港澳三地間也能夠形成優勢互補，制造業、創新和金融的要素相對完備，這讓粵港澳大灣區能夠在創新方面大有作為。

　　郭萬達分析稱，以深圳為例，深圳每年的R&D(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占GDP的比重超過4%，高新技術對經濟貢獻也超過40%，通過專利合作條約(PCT)途徑的國際專利也占廣東省申請總量的70%以上，這就是創新的基礎所在。郭萬達說，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曾說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要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從世界其他灣區的案例來看，紐約灣區中的紐約本身是一個創新的大都會，也是經濟最具活力、創新氛圍比較好的城市，郭萬達指出，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創新本身就是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具備的一個特征。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與孫中山研究院也在近日聯合發布的《四大灣區影響力報告(2018)：紐約·舊金山·東京·粵港澳》中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創新影響力方面，憑借良好的自然、生態、社會、文化環境，初步形成了有利于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創新基礎國內領先。僅香港就擁有5所世界排名200強大學，此外，灣區內擁有30余名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以及獲聘其他國家同等職銜的科學家，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12個。

　　《綱要》也提及，粵港澳三地科技研發、轉化能力突出，擁有一批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和國家大科學工程，創新要素吸引力強，具備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良好基礎。

　　自主創新和成果轉化能力仍需提高

　　在擁有創新的基礎的同時，大灣區的自主創新能力、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力仍需加強。

　　《綱要》中也提及，在建設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過程中，應該扎實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充分發揮粵港澳科技研發與產業創新優勢，破除影響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瓶頸和制約，進一步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建成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對此，郭萬達指出，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基礎科學研究的顛覆式創新方面、重大的科學發現方面，我們與世界的前沿還有很大的差距。

　　“比如說深圳現在我們提到的創新，更多的還是產業創新、技術的創新，而科學發現的源頭目前仍然更多還是在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國家或區域。”此外，郭萬達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在創新的激勵機制方面，雖然包括科技部在內的多方面從多個層次推動了很多創新制度上的安排，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目前灣區內的創新環境在促進科研人員的發揮、科技成果的轉化方面仍有所欠缺。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拜杜法案》對美國的創新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動作用。通過該法案，大學、研究機構能夠享有政府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這使得技術發明者將成果轉換的熱情極大提升。根據美國總審計署的統計，大學研究對于產業的貢獻在1980年(法案出臺年)時為4%，到1990年時這一數字已達到7%。

　　郭萬達稱，目前創新的激勵制度方面，還沒有像《拜杜法案》這樣能夠起到極大激勵作用的制度，此外，在發揮政府和市場作用方面，與其他灣區相比也存在差距。

　　他表示，在創新的過程中，如何讓市場、讓企業發揮更好的作用是一個重點。政府在創新的過程中應該主要注重的是提供好的營商環境，做好公共產品，提供醫療教育資源，通過開放數據促進智慧城市的發展，通過完善知識產權體系、稅收體系激勵企業和科研人員進行研發、創新以及科技成果轉化。

　　創新要素流通應加速

　　對于創新而言，包括人員、設備、資金等創新要素的流動不可或缺。郭萬達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香港人來內地創業或者進行研發仍然有著很多不便，雖然已有一定的改善，但像不同地區間稅收差異、通關等方面仍然對要素流動造成阻礙。

　　《綱要》指出，要深化珠三角九市與港澳全面務實合作，促進人員、物資、資金、信息便捷有序流動，為粵港澳發展提供新動能，為內地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提供示范。

　　目前三地間科研人員在科技研發的過程中，所攜帶的相關生物科技研發的實驗樣品、相關器械設備等還面臨海關和衛生署等多個部門的門檻要求。家在香港的張利目前在深圳市南山區進行醫療外科器械臂的研發，他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每個星期回香港時，我都會將器械臂樣本帶上，但是過海關的時候需要反復核查，非常浪費時間，希望未來這個過程可以簡單化。”

　　張利的需求在目前的《綱要》中尚無明確解決方案。但《綱要》提到，對科研合作項目需要的醫療數據和血液等生物樣品跨境在大灣區內限定的高校、科研機構和實驗室使用進行優化管理，促進臨床醫學研究發展。

　　對此，郭萬達也表示，像這樣的案例他也曾多次在調研時碰到，“要素的流動給我們還是帶來很大的問題和障礙，硅谷之所以成為硅谷，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移民，依靠人、資本、貨物和信息數據的流動”。

　　在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的過程中，郭萬達建議，可以率先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進行管理機制體制的創新，在該區域中實現與科研及輔助相關的人才、資金、設備、技術、信息、數據等的跨境自由流動。此外，對科研人員的通關、科研資金也可以考慮設立綠色通道。

　　粵港澳大灣區希望建成世界級的灣區，這也意味著其需要進一步國際化、與國際制度接軌，郭萬達表示，要形成這樣的國際人才高地，還需要引入更多的國際性的大學、國際化的科研載體，為國際化人才引入構建一個宜居宜業宜游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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